他深吸一口气，双手放在键盘上，敲下了一行标题：《关于梨树村传统村落活化保护试点工作的几点意见》。

三天后，这份盖着县政府红头公章的文件，如同迟来的春雷，送到了梨树村村委会。

村支书捏着那几页薄纸，手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。

他把文件读了三遍，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欣喜，转为困惑，最终凝固成一抹苦涩。

文件措辞温和，肯定了梨树村村民保护乡土文化的热情，原则上同意保留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老屋作为“民俗文化展示点”。

但文件末尾，用加粗黑体字特别强调了一点：所有照明设施，必须“符合国家消防安全规范”，由县电力部门统一规划、安装和管理。

这意味着，那些用陶碗盛着豆油的灯盏，用桐油浸润的棉线，那些承载着全村人倔强与温情的土制油灯，那些在风雨夜里为医生引路的烛火，一夜之间，全成了“不合规”的存在。

他们管这叫，违章建筑。

消息在傍晚的村民大会上传开，打谷场上死一般的寂静。

刚刚靠着一盏盏油灯挺直腰杆的村民，仿佛又被一只无形的手按住了后颈。

保留老屋？

那不过是留下了一具具没有灵魂的空壳。

“狗屁的‘符合规范’！”王强第一个拍案而起，通红的眼珠子瞪着村支书，声音吼得整个打谷场嗡嗡作响，“他们让我们留屋不留灯，这跟杀鸡取卵有啥两样？魂都抽走了，留个尸首给我们当宝贝供着？”

“强子，小声点，这是县里的文件……”村支书试图安抚。

“文件？”王强一把抢过那几页纸，狠狠摔在石桌上，“文件上写没写，我爹留给我娶媳妇的豆油，点亮了半个村子？文件上写没写，张家老汉拆了寿材捻出来的灯芯，能烧一宿？他们坐在办公室里，笔杆子一挥，就把咱们的命根子划成了‘违章’！”

没人再劝他。

因为他的话，戳中了所有人的心窝。

那光，不是为了照明，是为了争一口气。

现在，这口气眼看就要被掐断了。

会议不欢而散。

村民们垂头丧气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连脚步都显得格外沉重。

王强却没回家。

他一头扎进了自家那间堆满木料和工具的旧仓房，像一头被激怒的困兽。

他翻出几卷早已泛黄的图纸，那是他爷爷当年修缮村里风雨亭时留下的手稿。

昏暗的灯光下，他带着五名最信得过的老工匠，烟一根接一根地抽，茶水喝了一壶又一壶。

直到后半夜，一张全新的图纸在铺开的木板上成型。

那是一座石木结构的灯亭，底座用村后山上的青石垒砌，稳如磐石；四根立柱是百年老屋拆下的顶梁木，带着岁月包浆；亭顶覆着青瓦，飞檐翘角，古朴庄重。

最核心的设计，是在亭子中央，设一个半人高的石台，用来安放那盏最大的豆油灯，四周用厚实的玻璃做成防风罩，既能透光，又不惧风雨。

一个年轻工匠指着图纸顶端问：“强哥，这顶上为啥要留个口子？下雨不就漏进来了？”

王强摁灭烟头，眼中闪着一股悍不畏死的狠劲：“天要下雨，就让它下。人要点灯，就让它亮。这口子，是留给老天爷看的，咱们这灯，接的是地气，通的是天理，不是他妈的电线杆子！”

与此同时，李娟的临时工作室里也亮着灯。

她没有去参与王强的“技术攻坚”她联合小陆，连夜起草了一份名为《梨树村守灯公约》的文件。

公约内容简单直接，核心是“三不原则”：一，梨树村的灯火，永远不并入国家电网，保持其精神独立性；二，永远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商业冠名与赞助，防止其沦为资本的广告牌；三，永远不作为单纯的政绩工程用于参观展览，它只为村民和所有怀有乡愁的人点亮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李娟拿着这份公约，直接找到了村支书。

“叔，县里的文件是让我们整改，没说不让我们自己想办法。”李娟把公约推到他面前，“王强哥他们正在造一座‘守灯亭’，符合防火标准，也比露天油灯安全。我们再立下这个规矩，白纸黑字写清楚，这灯是为什么点的。我们可以配合县里登记备案，把它作为村里的一个‘民俗设施’，但绝不能让这束光，变成审批表格里的一个勾选项。”

村支书盯着那份公约，手里的烟卷燃到了尽头，烫了指尖才惊觉。

他沉默了足足十分钟，抬头看着李娟清澈而坚定的眼睛，又扭头望向窗外已经开始动工的灯亭地基。

他猛地一拍大腿，抓起桌上的笔，在协议的末尾，重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随即掏出村委会的大红印章，“砰”地一声盖了上去。

“豁出去了！”他咬着牙说，“就当咱们村，自己给自己批了个‘心灵保护区’！”

陈景明没有参与这些“明面”上的抗争。

他拄着拐杖，默默地将“回声站”的服务器，从临时小屋迁入了自家老屋的地窖。

他找来一台废弃的冰柜，拆掉压缩机，用它厚实的隔热层做成服务器的保护壳，又在院子里架起了几块太阳能电池板，拉了条专线下来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