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强从仓库里走出来，咳了两声，摇了摇头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：“现在不能。”

人群一阵轻微的骚动。

“但是，”他抬起头，目光扫过每一个人，“我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了。你们的肺里进了多少灰，在哪天哪个工地，我都记下来了。总有一天，它能。”

说完，他转身回到仓库，拿起一枚红色的图钉，用力按在墙上一张巨大的全国工地地图上。

那是他用补偿金剩下的钱买的，每确认一个来自高风险区域的工友，他就在地图上对应的位置，插上一面小小的红旗。

如今，那张地图上已经有了三十几面红旗，像一片正在蔓延的、无声的燎原星火。

然而，规则的反噬，比他们想象的来得更快。

小刘律师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一封来自医保局内部线人的加密邮件。

邮件内容很短：因涉及“程序合规争议”，由法院判决推动的尘肺病理赔复审流程，已被上级部门通知暂缓执行。

“程序合使用法争议”——这六个字像一块冰，瞬间冻结了小刘律师所有的乐观。

他知道，这是对方开始动用行政资源，进行“合法”的拖延与消耗。

他们耗得起，但病人耗不起。

他立刻拨通了张护士长的秘密电话。

“张姐，情况有变，他们开始拖了。你那边有没有异常？我担心他们会转移或者销毁关键病历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传来张护士长压抑着疲惫的声音：“档案室昨天换了新锁，我进不去了。但是，我昨晚凭着记忆，把最后接触过的那一批、还没来得及归档的十七个高危病人的名字和住院号，都抄下来了。”

十七个名字，就是十七条命。

小刘律师挂掉电话，眼睛熬得通红。

他打开电脑，调出了那个他从“安康未来”内部搞到的、名为《情绪稳定性降级》的用户行为模型参数日志。

他决定以毒攻毒。

他连夜将张护士长抄录的十七个名字整理成一份紧急申诉材料，附上了那份详细记录着算法如何通过追踪用户负面新闻浏览记录、社交媒体抱怨频率来调高“风险系数”的内部日志，通过特定渠道，直接提交至省纪委监委的信访系统。

在申诉理由的备注栏里，他敲下了最后一行字：“你们查的是人，我们救的是命。当算法开始计算人心的时候，请问，谁来监督算法的良心？”

与此同时，阿珍发起的“药盒回家”行动，意外地催生出了一场更温暖的连锁反应。

许多返乡的货车司机，主动联系社区，愿意免费为人满为患的“爱心药盒”开辟“绿色通道”；甚至有快递员在派送乡镇包裹时，会悄悄把顺路捎带的药盒夹在中间，不收一分钱。

阿珍看着微信群里不断刷新的感谢信息，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。

她在群里发起了“药渣回收计划”。

“各位姐妹，我知道咱们城里人也累，也病。咱们把每天熬完的中药渣拍张照片，上传到小程序里，匿名标注一下主要药材和是为了治什么毛病吃的。不用说太多，就几个字，‘失眠’、‘焦虑’、‘颈椎疼’……”

这个看似无聊的举动，却触动了无数都市人心中最隐秘的角落。

三天之内，后台就收集到了超过两千条“药渣”数据。

阿珍把数据打包发给了李娟。

经过简单的分析，结果让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
“焦虑”、“失眠”、“慢性疼痛”高居榜首，成了这座光鲜都市最真实的病历。

李娟和阿珍把分析结果做成了一张海报，黑色的背景上，是各种形态的药渣照片，旁边用白色的大字写着：“你看不见的痛，早就在你的身体里写下了病历。药渣还热着，我们都还撑着。”

海报被贴满了各个小区的电梯和公告栏。

很多人驻足观看，久久不语。

那不再是遥远的、农民工的苦难，而是近在咫尺的、每一个人的疲惫回响。

深夜，陈景明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。

他没有开灯，任由窗外的月光和城市的霓虹将他的影子拉得细长。

他反复翻看着手机相册，最终停在了那张妹妹童年日记的照片上。

“狗剩哥说，麦浪翻滚的时候，声音那么响，就像是大地在唱歌。”

他用手指轻轻摩挲着屏幕上那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，喃喃自语。

这歌声，他已经太久没有听到了。

忽然，手机屏幕上方弹出一个微信新好友请求，来自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
他鬼使神差地点了通过。

对方没有发来任何文字，只有一段语音和一个定位信息。

陈景明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
他点开那段语音，一个沙哑、苍老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的男声，在寂静的房间里响起：

“我是程远山。我想见你一面，就在你爸坟前。”

语音结束，手机自动跳转到地图界面，一个红色的图钉，精准地扎在柳屯村东头那片荒凉的老坟地上。

程远山。

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，猛地插进了陈景明记忆的深处，搅起一阵被尘封多年的、混杂着恐惧与屈辱的尘埃。

他手指悬在删除键上，指尖冰凉，迟迟没有按下去。

窗外，清冷的月光照在窗台那只透明的药盒上。

盒子里，那几片当初老杨没舍得吃的止痛片，在暗夜里泛着幽微的光，仿佛一堆尚未完全冷却的药渣，依旧散发着若有若无的余温和苦涩。